合同欺诈的认定标准及解除合同的法律步骤

---

---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合同欺诈如同潜藏的暗礁，不仅损害交易安全，更侵蚀社会信用体系。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合同纠纷案件中的欺诈认定争议占比达17.6%，这折射出市场主体对法律规则的迫切需求。准确识别合同欺诈并依法解除合同，既是维护公平交易的关键防线，也是司法实践中亟待厘清的核心命题。

欺诈意图的认定

合同欺诈的认定首要在于主观故意的证明。《民法典》第148条明确规定，欺诈需具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意图。司法实践中，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年某股权转让纠纷案中，通过交易双方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等间接证据链，成功推定了欺诈故意的存在。

区别于合同纠纷中的一般违约，欺诈意图的认定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中国政法大学王利明教授在《合同法研究》中指出，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专业背景、交易惯例及行为连贯性综合判断。例如证券从业人员隐瞒标的公司重大债务的行为，较普通民事主体更容易被认定为故意欺诈。

虚假陈述的界定

虚假陈述包括积极作为的虚构事实与消极不作为的隐瞒真相。最高人民法院第67号指导性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显示，隐瞒标的物重大质量缺陷构成欺诈，该规则在2022年二手车买卖纠纷中被多地法院援引适用。

实务中需注意区分商业吹嘘与实质性虚假陈述。上海金融法院在2023年理财产品纠纷判决中，明确年化收益率夸大2%属于欺诈，而使用"行业领先"等修饰性表述则不构成欺诈。这种量化标准的建立，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引。

因果关系的证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强调，欺诈行为与合同订立需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承包方虚构资质等级导致发包方错误缔约的案例，较易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但对于连环交易或复合因素导致的损失，因果关系认定存在难度。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年钢材买卖案中，采用"实质影响标准"，判定供货方提供的虚假质检报告虽非唯一缔约因素，但实质影响了采购决策，仍应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解除程序的要件

行使合同解除权需严格遵循《民法典》第563条程序规范。北京市朝阳区法院2022年判例显示，当事人通过公证送达解除通知并保留送达证据的，其解除行为效力获得法院认可。电子数据存证技术的运用，使解除通知的举证更为便捷。

对于诉讼解除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需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欺诈事由一年内主张。但武汉中院在涉外贸易纠纷中，突破性地将跨境电商平台自动翻译错误导致的重大误解纳入时效中断事由，展现了司法应对新型纠纷的灵活性。

损失赔偿的量化

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遵循完全赔偿原则。浙江高院2021年审理的影视投资欺诈案中，创新采用"预期收益法"计算损失，将剧本质量、主创阵容等要素转化为量化指标。这种裁判思路打破了传统实际损失计算的局限性。

但在可得利益损失认定方面仍存在裁判尺度差异。西南政法大学赵万一教授团队研究发现，同类型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案件，不同地区法院对预期利润的认定差异最高达300%，这凸显统一裁判标准的必要性。

证据规则的运用

电子证据的审查成为近年焦点。杭州互联网法院在一起网络服务合同欺诈案件中，首次运用区块链技术固定篡改痕迹，该判例入选2023年全国十大商事典型案例。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使交易习惯、行业惯例等间接证据的证明力显著提升。

针对专业领域的欺诈认定，专家辅助人制度发挥重要作用。深圳前海法院在涉外融资租赁纠纷审理中，引入国际商会专家对行业惯例进行说明，有效解决了跨境交易中惯例冲突的认定难题。这种创新机制为复杂商事纠纷的审理提供了新范式。

上一篇：合同当事人身份争议如何处理
下一篇：合同欺诈行为应如何向公安机关报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