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灏明烧伤事件暴露了哪些剧组安全责任归属问题

---

---

2010年8月，俞灏明与Selina在拍摄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时遭遇严重烧伤事故。这场意外不仅让两位演员承受了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创伤，更暴露出影视行业在安全管理上的系统性漏洞。剧组对爆破戏的风险预判不足、操作流程失范，烟火师的资质争议与设备监管的缺失，均成为舆论焦点。这场事故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工业化进程中影视行业在责任归属、安全标准与应急机制上的深层矛盾。

安全措施执行缺位

事故调查显示，爆破戏拍摄前未进行完整试爆流程。据现场目击者回忆，烟火师仅通过口头模拟爆炸声完成彩排，未对设备进行物理测试。拍摄当天，五个爆破点本应按顺序依次引爆，但因烟火师提前触发装置，导致高温火焰瞬间吞噬演员。这种操作失误直接暴露了剧组对高危场景的流程管控形同虚设。

设备老化问题加剧了风险。上海电影制片厂事后声明称，事故中使用的烟火设备并非由其提供，但承认涉事烟火师存在“接私活”行为。这一细节揭示出行业普遍存在的设备管理乱象：部分剧组为降低成本，使用未经检验的器材，甚至通过非正规渠道雇佣技术人员。此类操作在追求效率的将安全隐患转嫁给演员与工作人员。

监管责任链条断裂

责任主体模糊成为争议核心。剧组将事故归咎于烟火师个人操作失误，但调查发现其所属单位上影厂并未批准此次外派。这种“临时工”式责任切割，反映出行业监管体系的双重失灵：制作方规避雇主责任，专业机构疏于人员管理，形成监管真空地带。正如《漂白》剧组事故后业内人士所言：“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口号，往往止步于声明文件。”

行业标准缺失加剧了监管困境。2010年的影视行业尚未建立爆破戏专项安全规范，烟火师资质认证、设备年检制度、现场安全员配置等关键环节均无强制要求。这种粗放管理模式导致风险评估依赖个人经验，而涉事烟火师虽有30年从业经历，却因缺乏标准化操作培训酿成大祸。直至2023年《电视剧网络剧摄制组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出台，才明确要求爆破戏必须配备持证专业人员。

应急机制形同虚设

事故现场的急救响应暴露体系缺陷。爆炸发生后，工作人员使用低温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但未配备专业烧伤急救设备。目击者描述，演员衣物着火后，现场人员竟用桶装水泼洒，这种非专业处置可能造成伤口感染。更严峻的是，救护车仅配备单副担架，迫使重伤的俞灏明让出医疗资源，反映出剧组医疗预案的严重不足。

善后处理凸显制度性冷漠。Selina所属公司披露，剧组在未与演员协商的情况下公开事故视频，导致受害人心理二次创伤。这种将商业利益凌驾于人本关怀的行为，折射出行业应急管理中考量的缺失。正如学者对《漂白》剧组事故的批判：“当替身演员的安全被视为可牺牲成本，整个行业的道德底线就已崩塌。”

行业生态深层症结

资本逐利性与安全投入的矛盾始终存在。涉事剧组为压缩成本，选择在未报备安监部门的情况下实施爆破。这种短视行为在行业并非个例，《我的团长我的团》2008年发生的爆破致死事件，同样源于烟火组为赶进度违规操作。数据显示，2010年前后影视基地安全事故中，超60%与违规缩减安全预算直接相关。

法律追责体系亟待完善。当时演员与剧组多签订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导致俞灏明无法通过工伤保险索赔，只能以人身损害为由诉讼。这种法律保护薄弱性，在2021年《演出经纪行为规范》强化从业者权益前长期存在。行业特权思维更衍生出“阴阳合同”等乱象，使安全责任在资本游戏中沦为可交易。

上一篇：俞灏明烧伤事件对其职业生涯的长期影响分析
下一篇：俞灏明烧伤后亲友和社会给予了他哪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