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罗的祖父甘茂在秦国担任什么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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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甘茂作为下蔡人，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跻身秦国权力核心。他在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历任要职，尤其在秦武王时期成为秦国历史上首位左丞相，并兼任上将军，成为推动秦国东扩战略的核心人物。其政治生涯不仅见证了秦国从西陲强国向中原霸主转型的关键阶段，更在军事、外交和权力斗争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息壤之盟与宜阳之战

甘茂政治生涯的巅峰始于秦武王三年（前308年）的宜阳战役。面对韩国重镇宜阳的铜墙铁壁，他提出“破韩必先联魏”的战略，通过外交手段瓦解韩魏联盟，并与秦武王在息壤立下盟约。这一盟约并非简单的君臣承诺，而是针对秦国贵族集团的政治博弈——甘茂深知樗里疾、公孙奭等人可能借战事拖延攻击自己，故以“曾参”“乐羊谤书”等典故警示秦王，最终以盟约形式锁定军事决策权。

五个月的攻坚战中，甘茂面临粮草耗尽、朝野非议的双重压力。当秦王动摇欲撤军时，他仅以“息壤在彼”四字提醒君臣之约，促使秦国倾全国之力增援。此役斩首韩军六万，打通秦国东进中原门户，使武王得以“通三川，窥周室”。这场胜利不仅是军事突破，更确立了外臣在秦国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为后续张仪、范雎等客卿参政开创先例。

权力斗争与相位之争

担任左丞相期间，甘茂始终面临本土贵族势力的挤压。樗里疾作为右丞相兼王室宗亲，代表着秦国传统权力集团，与甘茂形成“客卿VS公族”的对抗格局。史载甘茂平定蜀地叛乱后，樗里疾表面举荐其任相，实则试图通过分权制衡。而当甘茂提议归还韩国武遂时，向寿、公孙奭等人立即以“资敌”罪名攻讦，暴露出改革派与保守派在对外战略上的根本分歧。

面对权斗暗流，甘茂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史载某日秦王与公孙衍密谈易相，甘茂通过内线获知消息后，次日即当廷质问，以“犀首亲口告之”的机辩迫使秦王放弃更替。这种“以进为退”的策略，既维护相位又避免与秦王正面冲突，体现出客卿在异国政坛的生存智慧。但这类权谋终究难敌宗室势力，秦昭襄王继位后，甘茂最终在谗言中失势逃亡。

外交策略与战略远见

在对外战略层面，甘茂开创了“远交近攻”的雏形。宜阳之战前联魏制韩，战后又建议归还武遂以分化韩楚联盟，这种弹性外交与后来范雎战略一脉相承。面对楚国使臣频繁的外交诘难，他提出“抑强扶弱”的应对之策：故意刁难能干的楚使而优待平庸者，迫使楚王不再派遣精英人才。这种逆向思维的外交战术，展现出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

在军事布局上，甘茂注重战略要地的控制。除宜阳外，他主持修建的军事要塞涵盖汉中、蜀地至函谷关沿线，这些据点后来成为秦军东出的跳板。史学家指出，其“先定巴蜀，再图中原”的战略规划，为司马错伐蜀提供了蓝图，使秦国获得稳固的后方粮仓。这种地缘战略眼光，远超同时代局限于中原争霸的诸侯。

政治失势与流亡结局

秦昭襄王元年的权力更迭成为甘茂命运的转折点。宣太后楚系势力崛起，向寿、魏冉等外戚集团与樗里疾公族势力合流，使客卿派系生存空间急剧压缩。当甘茂主张联齐制楚时，被政敌诬为“怀二心”，最终在伐魏途中弃军奔齐。耐人寻味的是，其逃亡路线选择避开母国楚国而投齐，反映出对秦国宗室与楚国外戚联盟的深刻忌惮。

在齐国期间，甘茂仍试图通过苏代运作重返政坛，但终究未能再现辉煌。其政治遗产通过孙子甘罗延续——十二岁的甘罗凭借“河间五城”的外交奇谋拜为上卿，这种隔代传承的仕宦传奇，恰是战国士人“择主而事”时代特质的缩影。而甘茂最终客死魏国的结局，则成为秦国客卿政治风险的最佳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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