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为何需要为施暴者提供辩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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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石，其核心在于通过对抗性程序确保司法公正。即便面对被指控为“施暴者”的个体，律师的辩护行为也绝非对暴力的默许，而是对法律原则的坚守。这一职业选择背后，蕴含着对程序正义、人权保障及社会整体利益的深层考量，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平衡机制。

法治与人权的基本要求

律师为施暴者辩护的首要逻辑源于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无罪、罪轻或减轻处罚的论证。这一规定并非空泛条文，而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具象化表达——任何人在未经审判前均享有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吉迪恩案中曾强调，辩护权是“对抗制司法的必需品”，缺失律师参与的审判将导致“正义的坍塌”。

从人权保障视角看，施暴者的辩护权与受害者权益保护并非对立关系。陈兴良教授指出，辩护权的本质是“防止公权力滥用”的防火墙。例如在家庭暴力诬告案件中，8%的虚假指控率意味着，若无律师对证据链的严格审查，可能造成双重司法悲剧——既纵容真凶，又制造冤案。律师的介入恰恰通过程序制衡，确保每个个体不被偏见吞噬。

司法公正的程序保障

程序正义的实现依赖于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美国学者德肖微茨曾比喻，辩护律师如同“法治天平上的砝码”，其存在迫使公诉机关必须用证据而非情绪定罪。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不足30%，部分地区的低辩护率与冤假错案发生率呈显著正相关。在黑龙江王浪正当防卫案中，正是辩护律师逐帧分析监控录像，才揭示出被误判为“故意”的行为本质。

刑事辩护还具有防范系统性错误的功能。全国律协通报的十大惩戒案例显示，律师伪证罪等制度缺陷曾导致辩护权萎缩，进而影响司法纠错能力。反观呼格吉勒图案等重大冤案，恰是因早期辩护缺位导致证据审查失序。有效辩护制度通过律师调查取证、质证等权利，构建起防止权力失控的多重防线。

职业与社会责任

律师职业要求其必须超越道德预判，专注于法律事实的还原。全国律协《律师执业行为规范》明确规定，律师不得因当事人行为性质拒绝辩护。这种“价值中立”并非冷漠，而是对法律专业性的尊重。田文昌律师在故意伤害致死案中的辩护策略表明，即便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律师仍应通过伤情鉴定、作案动机分析等技术手段，将道德争议转化为法律论证。

从社会治理维度观察，辩护制度承担着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当杭州女律师被烂尾楼购房者袭击事件引发职业讨论时，法律界清醒认识到：若律师因代理开发商就被污名化，将导致弱势群体更难获得专业法律援助。辩护权的充分行使，实质上是通过个案推动制度完善，2018年《法律援助法》扩大刑辩全覆盖范围，正是这种社会价值的立法呼应。

刑事辩护制度的存续与发展，关乎法治社会的健康肌理。为施暴者辩护的本质，是通过专业力量确保法律不被情绪裹挟、权力不被滥用。未来需在三个方面深化探索：一是完善无效辩护认定标准，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抽象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评估体系；二是建立辩护豁免权制度，避免律师因执业行为遭受不当追责；三是通过公益律师队伍建设，弥合法律援助资源分布不均的结构性缺陷。唯有如此，才能让辩护权真正成为照亮司法暗角的理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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