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如何协助警方处理孩子被网络诈骗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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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少年网络诈骗案件呈现高发态势，诈骗分子利用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法律意识薄弱的特点，通过游戏皮肤、红包返利、虚假追星等新型手段实施犯罪。数据显示，2024年9月至11月仅香港地区就发生55起针对“港漂”学生的诈骗案件，累计损失金额达3900万元。面对此类案件，家长不仅是受害者家庭的情感支柱，更是协助警方侦破案件的关键力量。

及时报警与证据固定

发现孩子遭遇诈骗后，家长需在24小时内采取行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诈骗金额超过3000元即可立案。家长应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通过银行流水、聊天记录截屏、转账凭证等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例如，某市12岁男孩因轻信“免费游戏皮肤”广告被骗数万元，其母亲通过支付宝交易流水导出功能固定资金流向，最终协助警方锁定境外诈骗团伙。

电子证据的保存尤为关键。微信账单可通过“账单下载”功能导出全年交易记录，支付宝则支持电脑端导出详细流水。对于涉及境外服务器的案件，家长需配合警方调取IP地址定位信息。如香港浸会大学学生周润慈被骗75万港元案中，警方通过缅甸IP地址锁定嫌疑人，但因跨境执法困难未能追回资金，凸显证据完整性的重要性。

心理疏导与沟通策略

超过60%的未成年受害者在案发初期因恐惧责骂选择隐瞒。家长需避免情绪化反应，通过非评判性对话重建信任。可参考“四步沟通法”：首先肯定孩子主动告知的勇气，其次共同复盘受骗过程，再次强调防诈知识，最后制定防范计划。南阳市教育局曾发布《致家长的一封信》，建议通过模拟诈骗场景增强子女风险意识，例如用“冒充公检法”话术测试孩子应变能力。

建立长期心理支持机制同样重要。研究发现，遭受网络诈骗的青少年易产生自我怀疑和社交回避倾向。家长可联合学校心理咨询师制定干预方案，如北京某中学在诈骗案发后开设“反诈心理工作坊”，通过角色扮演帮助受害学生重建自信。需警惕二次诈骗风险，部分犯罪团伙会伪装成“维权机构”声称可追回损失，实则骗取手续费。

配合司法流程推进

在案件侦查阶段，家长需协助警方完成三方面工作：一是提供嫌疑人社交账号、资金账户等信息；二是配合制作询问笔录，详细说明被骗过程；三是签署《涉案资金返还申请书》。例如上海某家长在孩子遭遇诈骗后，主动提交手机录屏记录，揭露诈骗App的恶意代码植入手段。对于跨国案件，需配合公安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启动跨境取证程序。

法律程序推进过程中，家长可申请法律援助。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受害者有权要求支付机构冻结可疑账户。重庆沙坪坝区某案例中，家长通过律师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成功拦截涉案资金23万元。若遇基层派出所推诿，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12条要求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并通过12389热线监督执法流程。

强化家庭教育防线

预防优于补救。家长需建立“数字监护”体系，包括设置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关闭免密支付功能、定期检查社交账号登录记录等。上海市普陀区推行“双密码验证”机制，要求未成年人进行网络支付时必须输入家长设定的二级密码。可借助技术工具加强防护，如华为手机“学生模式”可自动拦截高风险网站，苹果家庭共享功能能实时查看应用下载记录。

防诈教育需融入日常生活。建议采用“案例教学法”，例如与孩子共同观看BBC报道的香港学生受骗案例视频，分析诈骗话术中的逻辑漏洞。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推广“反诈家庭任务卡”，通过亲子协作完成防诈知识问答、模拟举报流程等任务，使抽象法律条款转化为具体行动指南。数据显示，参与该项目的家庭受骗率下降37%。

推动社会协同治理

单个家庭力量有限，需构建多方联动机制。深圳市南山区创新“1+6”工程，以社区为单位整合派出所、学校、银行资源，建立诈骗预警信息共享平台。家长可通过该平台举报可疑账号，系统自动推送风险提示至辖区所有未成年人设备。杭州某社区成立“银发反诈团”，组织退休教师、律师定期进校园开展情景剧巡演，破解代际沟通障碍。

制度层面的完善亦不可或缺。香港大学要求新生入学前完成警方设计的防诈问卷，合格者方可注册学籍。内地可借鉴该模式，将反诈知识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福建省已将防骗教育写入地方性法规，明确学校每学期开展防诈演练不少于2次，家长缺席需补课。这些举措通过立法倒逼责任落实，形成全社会反诈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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