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后警方不出警处理强拆问题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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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遭遇违法强拆时，报警是公民维护权益的重要途径。然而现实中，部分公安机关以“拆迁属于行政行为”为由拒绝出警，导致被拆迁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这种行政不作为不仅加剧社会矛盾，更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从法律程序到证据收集，从救济路径到监督机制，厘清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具有现实紧迫性。

法律依据与职责界定

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明确载于《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侵犯的报警，应当立即救助。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进一步规定，110报务台接到报警后须立即调派警力，任何部门不得推诿拖延。在郑州张某诉市公安局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即便强拆涉及其他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仍负有出警调查的法定职责。

实务中存在“行政职务行为不属治安管辖”的认知误区。国务院法制办复函虽明确公安机关无权介入合法行政强制，但该规定不适用于违法强拆情形。如北京牛某某案所示，当强拆行为涉嫌暴力毁财或人身伤害时，警察的不作为已构成渎职。法律界通说认为，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应由司法机关判定，公安机关无权自行认定。

证据固定与程序推进

报警阶段需形成完整证据链。除拨打110外，建议同步录制报警通话，要求接警员提供报警编号。上海严某案中，当事人通过调取报警录音，成功证明警方未履行告知义务。若警方未现场处置，应于24小时内向派出所提交书面报案材料，并通过邮政EMS寄送以固定寄送时间。

关键时间节点的把握直接影响维权成效。报警后五日内应主动索要《接处警登记表》，该文书需载明报警人信息、处警过程及调查结论。南京某拆迁案中，当事人因及时取得载明“强拆主体为街道办”的处警记录，在后续诉讼中迅速锁定责任主体。若十五日内未获答复，可向警务督察部门投诉，此举在安徽淮北强拆案中促使公安机关重启调查程序。

法律救济与监督路径

行政复议与诉讼构成双重救济机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公民可就行政机关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提起诉讼。济南历城拆迁案显示，针对警方不作为的诉讼时效为六个月，但持续侵权行为可适用最长二十年起诉期。值得注意的是，浙江高院在类案审理中确立“报警回执可单独作为立案证据”的裁判规则。

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形成制度合力。最高检2022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明确，对涉嫌玩忽职守的民警，公民可向同级监委提交《刑事控告书》。山东日照某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调取110指挥中心调度记录，发现涉案派出所存在系统性拖延出警问题，最终对三名责任人员立案侦查。

社会影响与制度反思

学界对“强拆报警困局”存在分野。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研究指出，2018-2022年涉及强拆的行政诉讼中，38.7%的案件出现公安机关履职瑕疵。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调研发现，基层警力在征地拆迁中的角色错位，根源在于属地治理压力与法定职责的冲突。

制度改良的突破口在于明确权责边界。河南高院2023年审理指引要求，强拆类案件必须审查报警处置情况。北京盛廷律所实务指南建议建立“报警-处警-反馈”数字化留痕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固化处警过程证据。这些探索为破解执法困局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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