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泛亚事件中如何通过行政诉讼争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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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金融案件之一，其背后不仅涉及刑事犯罪的司法审判，更折射出行政监管缺位对公众权益的深层伤害。在刑事追责之外，数万受害者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追究行政机关监管失职责任，成为探索金融风险事件中公民救济通道的重要实践。这一过程不仅考验司法体系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力度，更成为公民运用法治手段对抗系统性风险的历史性尝试。

法律依据与路径选择

行政诉讼的核心在于确认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公民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违法行使职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在泛亚事件中，昆明市作为交易所的直接监管主体，未及时识别并制止其非法集资行为，存在明显的行政不作为。2016年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将泛亚纳入纳税百强企业名单后公开致歉的事件，印证了行政机关审核失职的客观事实。

法律实务中，此类案件可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主张撤销对泛亚的违规行政许可。但需注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94号指导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行政机关对已形成的金融风险存在持续监管义务，即便交易所初期取得合法资质，后续监管疏漏仍构成可诉行政行为。这种司法态度为受害者突破“形式合法”的行政抗辩提供了突破口。

立案障碍与程序突破

司法实践中，泛亚受害者遭遇了显著的立案阻力。2019年部分受害者在昆明中院提起行政诉讼时，遭遇“指示不予立案”的变相阻碍，这种现象暴露出地方司法权受行政干预的深层矛盾。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必须立案，但泛亚案中出现的“政策性不立案”现象，反映出特殊案件中司法独立原则面临的挑战。

突破程序壁垒需要多维度策略。一方面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要求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另一方面可借鉴山东众某燃气公司诉行政审批局案的经验，通过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固定行政机关的违法事实。2015年投资者向昆明市公安局报案遭拒的录音证据，若能作为证明行政机关系统性失职的间接证据，将大幅提升立案成功率。

证据体系与诉讼策略

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是胜诉关键。首要证据是行政机关对泛亚的持续性监管记录，包括2011-2015年间工商、金融监管部门对交易所经营范围的审批文件。披露的法院执行公告显示，行政机关未能及时核查泛亚超出工商登记范围发行理财产品的事实，这构成直接的履职瑕疵证据。2015年昆明市专项工作组介入后仍未有效控制风险，可作为证明损害扩大的时间节点证据。

诉讼策略上需采取“双轨制”思路。在个体诉讼层面，参照2023年昆明中院开展的补充信息登记，将行政机关未及时通知投资者风险的失职行为与个体损失建立因果关系；在群体诉讼层面，可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提起共同诉讼，利用135060名受害者的庞大规模形成司法震慑。2016年公安部开放投资人信息登记平台的行为，恰好证明了行政机关对受害者群体的可识别性，这为确认诉讼主体资格提供了重要支撑。

执行救济与风险对冲

胜诉后的执行救济需要前置考量。根据昆明中院公告，追缴资产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的财产刑执行原则，行政诉讼获得的行政赔偿需与刑事退赔程序衔接。参考2021年资金清退时采用的I类账户直接划转与定期存单双轨制，可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将行政赔偿金纳入特定资金池，避免赔偿款被后续刑事执行程序稀释。

风险对冲方面需警惕行政机关的“程序性消耗”。部分受害者曾遭遇诉讼时效抗辩，对此可援引《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以“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为由主张时效中断。2015年昆明市发布八次情况通报却未提示诉讼途径的行为，恰好构成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针对可能出现的举证责任转移，可申请法院调取2012-2015年金融监管部门的内部风险研判报告，运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破解信息壁垒。

社会联动与制度演进

群体性行政诉讼需要社会力量协同。2015年投资者在上海围堵泛亚高管并促成刑事立案，显示舆论压力对司法进程的推动作用。在行政诉讼中，可借鉴江苏昆山宏某混凝土公司诉住建局案的经验，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监管失职与损害后果进行量化评估，同时通过人大代表旁听庭审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案件处理过程中暴露出的制度缺陷催生着监管体系革新。昆明泛亚案后，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市场准入行政诉讼典型案例，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对金融创新业务实施穿透式监管。这种司法导向为未来类似案件中界定行政不作为提供了更精细的裁判尺度，也使公民通过诉讼推动监管制度完善的路径变得清晰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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