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砍古树属于国家保护植物如何追究刑事责任

---

---

古树名木作为自然与历史的双重见证者，承载着生态价值与文化记忆，其保护力度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化不断加强。近年来，非法采伐、毁坏古树的行为屡见报端，但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追究刑事责任”仍存在标准模糊、量刑差异等问题。从刑法修正到司法解释，再到专项立法，中国逐步构建起覆盖资源调查、养护管理、刑事追责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厘清法律适用边界、明确入罪标准、强化执法衔接，成为惩治犯罪、守护生态的关键。

法律界定与适用边界

古树名木的刑事保护始于2002年刑法修正案（四），将“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纳入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的保护范围。2020年两高《关于适用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进一步明确，古树名木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野生植物，均属于该条款的犯罪对象。其中，古树指树龄百年以上，名木则强调历史、文化或科研价值，如山东曲阜孔庙的“先师手植桧”即因文化象征意义被列为名木。

法律适用的关键在于区分“野生”与“人工培育”。根据《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仅原生地天然生长的植物受刑法保护，人工培育的植物（古树名木除外）不在此列。例如，2023年贵州某案中，人工种植的楠木因未达到“改变种质属性的人工干预”标准，仍被认定为野生植物并追责。这一界定既体现对自然资源的严格保护，又避免过度扩大刑事打击范围。

定罪量刑的量化标准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将危害行为分为“一般情节”与“情节严重”两档量刑。依据2024年《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危害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株或立木蓄积1立方米即可入罪，二级保护植物则需2株或2立方米。涉案价值达2万元同样构成犯罪，如2023年福建某案中，非法交易楠木板料价值41万元即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情节严重”的认定还包含比例折算与特殊情形。例如，同时危害一、二级保护植物时，按数量比例累计计算；若导致古树死亡、引发生态灾难或形成黑色产业链，即使未达数量标准也可升格处罚。甘肃某案中，被告人非法移栽3株国家一级红豆杉，虽未直接砍伐，但因破坏原生环境致树木濒危，最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司法实践中的特殊考量

移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估是司法难点。两高批复指出，移栽虽不同于砍伐，但可能造成树木死亡或生态链断裂。2021年河南某镇移栽1870棵枣树致680棵死亡，法院除判处赔偿外，还责令补种5倍林木并建立警示教育基地。这种“行为危害+结果加重”的双重评价模式，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另一个争议点是单位犯罪的责任划分。2022年四川某索道公司负责人指使村民砍伐珙桐，法院采用“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10万元，直接责任人林某某获刑三年六个月。此类判决传递出“生态红线不可逾越”的司法导向，尤其对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企业合规提出更高要求。

行刑衔接与综合治理

2025年施行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细化保护措施。该条例规定，古树名木移植需省级以上林业部门批准，紧急情况下可先移植后报备，但五日内须补办手续。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由此清晰：未经审批移植三级古树可能面临行政处罚，若导致死亡则触发刑事追责。

执法协同机制也在强化。贵州雷山法院在审理“古楠木王”被盗割案时，联合林业部门启动“救治令”，要求被告先行支付29万元救治费，并通过碳汇认购完成生态修复。这种“刑事审判+行政执行+公益修复”的多元模式，打破了传统司法与行政的壁垒。

公众意识与社会共治

基层普法仍是薄弱环节。云南保山曾查获142株非法移植马樱花树，犯罪嫌疑人坦言“不知移树也犯罪”。对此，北京、上海等地通过古树二维码标识、VR实景展示等手段，将保护知识融入公众日常生活。数据显示，2024年古树破坏案件同比减少23%，表明宣传教育初见成效。

民间力量的参与不可或缺。贵州剑阁建立古柏保护离任交接制度，将古树存活率纳入干部考核；浙江绍兴发动村民成立护树队，千年香榧群得以完整保存。这些实践印证了“主导、属地负责、社会参与”机制的现实可行性。

上一篇：被直播间拉黑导致无法购物应如何申诉
下一篇：被老公赶出家门后如何通过诉讼要求返回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