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的深夜，58岁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骤然离世。从发病到驾崩仅三天，这位以勤政闻名的帝王以“龙驭上宾”四字被匆匆写入史册。官方的简略记载与民间野史的绘声绘色形成鲜明对比，丹药中毒、刺客暗杀、积劳成疾……种种猜测交织成清史中一桩未解的悬案。
雍正的丹药情结贯穿其一生。早在皇子时期，他便写下《烧丹》一诗，流露对道教炼丹术的痴迷。登基后，他对丹药的依赖更甚，不仅招募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在圆明园设立炼丹房，还多次将丹药赏赐给田文镜等重臣。据内务府《活计档》记载，雍正八年至十三年间，圆明园累计接收木炭192吨、黑铅200斤，这些材料正是炼制丹药的核心原料。
丹药的成分成为致命关键。现代科学检测显示，清代丹药多含汞、铅、砷等重金属，长期服用会导致慢性中毒。雍正晚年出现的“面赤气粗”“言语颠倒”等症状，恰与重金属中毒的临床表现吻合。张廷玉在私人笔记中描述雍正临终时“七窍流血”，更被学者视为中毒的直接证据。乾隆继位后第一时间驱逐炼丹道士，并严令禁止议论先帝死因，这一反常举动被解读为掩盖丹药致死的真相。
质疑声始终存在。有学者指出，雍正赏赐的“既济丹”实为补肾药方，不含剧毒矿物，且其批阅奏折的字迹直至晚年仍工整有力，未见铅中毒的震颤迹象。故宫博物院对雍正炼丹遗址的检测也显示，残留物中砷、汞含量虽超标，但未必达到致死剂量。丹药是否真为元凶，仍存争议。
吕四娘刺杀说在野史中流传最广。据传这位吕留良的孙女因文字狱家破人亡，习武潜入圆明园割下雍正头颅。故事中“金头下葬”的细节极具戏剧性，甚至衍生出泰陵地宫“无头尸”的传闻。史料显示吕氏一族在案发后尽数被流放至黑龙江，受到严密监视，吕四娘逃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负责办案的李卫素以手段狠辣著称，断不会纵漏要犯。
另一则宫女缢杀说则更显荒诞。柴萼《梵天庐丛录》记载雍正九年宫女与太监合谋弑君，实为抄袭明嘉靖帝“壬寅宫变”的桥段。清宫对宫女入寝前的裸身检查制度始于雍正之后，恰从侧面印证此类刺杀在当时的操作难度。尽管刺杀说漏洞百出，却折射出民间对雍正严酷统治的情绪宣泄。文字狱的阴影与皇权更迭的隐秘，共同催生了这类充满复仇快感的叙事。
从医学角度审视，雍正的暴毙或与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爱新觉罗家族存在显性遗传病史：皇太极52岁中风猝死，多尔衮39岁咯血而亡，嘉庆帝亦在避暑山庄突发心疾离世。张廷玉记录的“七窍流血”，亦可解释为脑溢血症状。雍正执政十三年间，平均每日批阅奏折万字以上，睡眠不足四小时，高强度工作加速了身体机能的衰竭。
朝鲜《承政院日记》中的记载提供了另一线索：“帝腰以下不能运用久矣”。这暗示雍正晚年或患严重肾病，而过度依赖丹药中的汞剂利尿，反而加剧了脏器损伤。雍正七年的大病更成为转折点，此后他频繁征召医士，甚至向传教士求购“保命丹”，却陷入“以毒攻毒”的恶性循环。
乾隆的举措为雍正死因蒙上最后一层迷雾。继位次日，他紧急驱逐炼丹道士，销毁相关档案，并在谕旨中强调雍正“未曾用其一药”。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解，反而坐实了丹药与死亡的关联。更耐人寻味的是，乾隆严密封锁宫廷消息，连朝鲜使臣都注意到“内监哭声震天”的异常。
史学界对泰陵地宫的态度同样微妙。1980年考古队曾试图发掘泰陵，却在发现完整封土后紧急叫停。主张开棺验尸的学者认为，遗骸中的重金属残留可提供决定性证据，但文物保护与争议让这一设想始终悬而未决。
雍正的死亡，终究成为权力、医学与民间想象交织的罗生门。当丹药的青烟散去，刺客的刀光隐没，唯留史册中“暴毙”二字，凝固成帝王生涯最神秘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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