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押车买卖纠纷中如何通过协商与调解解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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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手车交易市场日益活跃的背景下，抵押车因价格优势成为部分消费者的选择，但其背后隐藏的权属风险、债务纠纷等问题也频繁引发争议。当车辆因抵押登记、债权不清等原因被扣押或收回时，买卖双方往往陷入僵局。协商与调解作为高效、低成本的争议解决手段，既能维护交易安全，又能避免司法资源过度消耗。

明确权责关系，奠定调解基础

抵押车纠纷的核心矛盾常源于合同效力与权责划分模糊。根据《民法典》第406条，抵押期间车辆可转让，但抵押权不受影响，这意味着买方即便实际占有车辆，仍可能面临抵押权人行使权利的风险。例如，黄骅法院审理的孙某购车案中，法院认定合同虽有效，但因车辆被扣押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判决解除合同并返还购车款，买方明知抵押风险需自担部分责任。这类案例表明，调解前需厘清双方是否存在恶意隐瞒、合同条款是否明确约定风险承担等关键事实。

调解的基础在于双方对法律关系的共识。如鄂托克旗法院调解的郝某购车纠纷，法官通过审查质押权转让协议，确认卖方非车辆所有权人，但买方未尽审慎核查义务，最终促成双方按过错比例分担损失。此类调解案例揭示：权责划分需结合《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20条关于禁止交易未解押车辆的规定，评估买卖双方是否存在“明知风险仍交易”的主观状态，以此作为协商赔偿比例的依据。

灵活运用调解技巧，化解利益冲突

调解过程中，利益平衡需兼顾法律刚性与交易现实。宜兴法院处理的欧某购车案中，卖方已告知抵押事实，买方仍选择交易，法院据此认定合同有效且风险自担。但调解员并未机械驳回诉求，而是引导双方考虑车辆使用期间的折旧与买方实际损失，最终通过退还部分车款实现利益折中。这种“损益相抵”原则的运用，既符合《民法典》第533条情势变更规则，又避免“全有或全无”判决对交易秩序的冲击。

调解策略需针对不同场景动态调整。例如深圳坪山区调解的范某车辆赎回案，原车主因债务将车辆抵押后遭转卖，现车主主张高价赎回。调解员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核定车辆现值，结合《机动车登记规定》中关于抵押登记对抗效力的条款，说服双方以市场价为基础协商赎金。此类案例显示，调解需融合法律解释与商业逻辑，将抽象法条转化为具体的利益分配方案，才能突破僵局。

借助专业力量，提升调解效率

专业调解机构的介入可大幅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北京三中院在涉二手车纠纷调研中发现，引入行业协会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后，调解成功率提高32%。例如东莞某汽车销售纠纷中，法官协同4S店技术人员现场检测车辆里程，用数据打破双方对车况的争议，促使商家补偿消费者。这种“技术+法律”的调解模式，既弥补了消费者举证能力不足的缺陷，又通过权威报告消解信任危机。

司法确认程序则为调解协议赋予强制执行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1条，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可直接申请执行，避免反复争议。如叙永法院在车辆保险纠纷中，调解协议明确约定原车主协助办理保险批改手续，并通过司法确认固化条款效力。此类操作将非诉调解与司法保障衔接，既降低维权成本，又增强协议约束力，成为破解抵押车纠纷执行难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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