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抽奖合同中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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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促销活动中，抽奖合同作为一种常见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认定往往成为争议焦点。民法典第143条将“意思表示真实”列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核心要件之一，但抽奖合同因其射幸性、格式条款普遍性等特点，对意思表示的认定存在独特复杂性。司法实践中，既要保障消费者权益，又要维护市场交易安全，这要求对抽奖双方的真实意思进行精准识别。

一、意思表示真实性的双重判断标准

意思表示真实包含表意人内在效果意思与外在表示行为的一致性。在抽奖合同中，需重点考察消费者对奖项内容、中奖概率等核心要素的认知程度。例如某电商平台抽奖纠纷案中，商家未明确“iPhone大奖仅限双11当天抽取”的规则，导致消费者提前抽奖丧失获奖机会，法院认定该隐藏条款构成欺诈。这反映出消费者对关键条款的误解将直接导致意思表示瑕疵。

法律行为理论中的“表示主义”与“意思主义”在此领域形成张力。根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条，合同解释需结合交易习惯、缔约背景等因素。抽奖活动中，若商家采用行业通用的概率公示方式（如“中奖率0.1%”），即使消费者未完全理解概率计算方式，仍可能认定其意思表示真实。但若商家刻意使用误导性表述（如“必中大奖”），则可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的虚假宣传。

二、欺诈行为的认定与举证责任

抽奖合同欺诈的构成需满足四个要件：欺诈故意、欺诈行为、错误认识与因果关系。2024年某微博抽奖诈骗案中，犯罪团伙虚构中奖信息诱导用户支付“手续费”，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民事领域，若商家隐瞒奖品实际价值（如标注“豪华游”实为廉价旅行团），则可能触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惩罚性赔偿。

举证责任分配直接影响诉讼结果。《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1条确立“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消费者常面临举证困境。在“网店虚假抽奖案”中，法院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商家提供抽奖系统日志、中奖概率算法等核心证据，最终认定其未尽如实告知义务。这种举证规则调整体现了司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倾向。

三、格式条款的效力审查边界

抽奖合同多采用格式条款，其效力审查需遵循特别规则。《民法典》第496条要求提供方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某健身会所抽奖纠纷中，关于“奖品有效期仅3天”的条款采用灰色小字印刷，法院认定该条款未纳入合同内容。但若条款内容本身显失公平，如规定“商家有权单方修改中奖规则”，即便履行提示义务仍可能被认定无效。

效力性强制规定与管理性规定的区分至关重要。某商场“购物满额抽汽车”活动，因未依《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奖品价值备案，行政机关虽进行行政处罚，但法院认定该瑕疵属管理性规定违反，不影响抽奖合同本身效力。这体现了司法对合同效力的审慎态度，避免过度干预私法自治。

四、第三方介入的意思表示瑕疵

在群体性抽奖活动中，表意人可能通过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某公司年会抽奖纠纷中，HR部门擅自代领员工奖品，该行为因缺乏明确授权构成无权代理。但若获奖者事后追认（如实际使用奖品），则可适用《民法典》第171条的追认制度。这要求区分表意人本人意思与代理人行为后果。

第三人欺诈情形下，需考察相对人是否明知或应知欺诈事实。某直播平台抽奖案中，主播夸大中奖概率诱导打赏，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需与主播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49条确立的第三人欺诈规则，在此类新型网络消费场景中具有重要适用价值。

五、司法实践中的综合认定方法

法院常采用“理性人标准”结合个案具体情境进行判断。在某老年人保健品抽奖案中，商家利用封闭式营销场景制造紧迫感，法院结合老年人认知特点，认定其意思表示不自由。而对于网络抽奖的年轻群体，则更强调其对电子合同条款的审查能力。

交易习惯与行业惯例构成重要裁判依据。《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条明确，当事人惯常做法或行业通行规则可认定为交易习惯。某黄金饰品抽奖纠纷中，法院参照《珠宝首饰行业抽奖活动规范》认定“999足金”的纯度标准，驳回了商家“工艺金”的抗辩。这种裁判方法平衡了个案正义与商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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