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约定违约金过高或过低如何申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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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事交易中，违约金条款是平衡合同双方利益的重要工具。但若违约金设定畸高或畸低，可能导致显失公平。法律赋予当事人申请调整的权利，既是对契约自由的补充，也是对实质正义的维护。这一制度的运行，既需尊重意思自治，又需兼顾公平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动态平衡的特征。

一、法律依据与调整原则

我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确立了违约金调整的基本规则，明确当违约金低于实际损失时可申请增加，过分高于损失时可予酌减。司法解释进一步将"过分高于"的基准线划定为实际损失的30%。但需注意，该比例并非绝对标准，司法实践中存在突破情形。例如在（2023）沪0120民初21387号案件中，法院对违约方恶意拖延履行的行为，支持了超出30%比例的违约金。

调整原则包含三层内涵：其一，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这里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与可得利益；其二，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对违约方的恶意行为加重惩罚；其三，考虑交易习惯与行业特性。如在建筑工程合同中，因行业利润率较低，法院对违约金调整持更审慎态度。

二、举证责任与损失认定

举证责任分配呈现"双轨制"特征。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时，应举证证明约定金额与实际损失的偏差程度；守约方若主张继续执行原约定，则需证明违约金具有惩罚功能的正当性。在（2021）豫民终949号金融借款纠纷中，银行未能证明实际损失超出LPR四倍，最终违约金被调整至法定利率上限。

损失认定需注意三个维度：直接损失的计算需提供原始凭证，如发票、付款记录；可得利益的证明需符合可预见性原则，如（2020）最高法民申6938号案中，法院以合同解除时的市场行情认定预期利润；间接损失的索赔须与违约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三、特殊合同类型处理

商品房买卖纠纷适用特别规则，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违约金超过损失30%即构成过高。但借款合同领域存在不同标准，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违约金与利息之和不得超过LPR四倍。对于知识产权许可合同，司法实践倾向于保护许可方的市场地位，如（2022）黔26民终247号案中，法院支持了相当于许可费三倍的违约金。

劳动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受到严格限制，仅允许在专项培训服务期和竞业限制两种情形下约定。在郑某诉某大学聘用合同纠纷中，法院认定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违约金有效，但需扣除已履行年限对应的培训费用。

四、司法实践中的考量因素

合同履行程度影响调整幅度。当合同已大部分履行时，如（2017）京02民终8676号案，法院对剩余未履行部分的违约金酌减40%。过错程度分级处理：故意违约可能面临全额支持，过失违约可获适当减免，不可抗力导致违约通常免除责任。在宁波某国际物流公司案中，因托运人隐瞒危险品属性构成重大过错，法院全额支持船公司主张的违约金。

市场环境变化构成重要变量。疫情期间的房屋租赁纠纷中，多地法院引入情势变更原则，对停业期间的租金违约金予以减免。但2023年经济复苏期后，此类司法政策已逐步收紧。

五、协商与司法调整的平衡

诉前协商具有程序价值。当事人达成书面调减协议的，原则上法院应予尊重。但（2021）最高法知民终228号判决确立例外规则：若协商时存在信息不对称或优势地位滥用，司法机关仍可介入审查。在蔡某与酿酒公司执行监督案中，最高院明确已达成执行和解的违约金条款，非经法定事由不得推翻。

司法调整呈现"双轨并行"特征：对于商事主体间的违约金约定，法院保持适度克制；消费合同、劳动合同等涉民生领域则加强审查。典型案例显示，2023年度全国法院违约金调整率约为37.6%，其中民间借贷、房屋买卖、服务合同位列调整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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