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建房土地权属争议应如何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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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农村自建房土地权属争议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的难点。这类纠纷不仅涉及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关乎农民核心财产权益的保障。举证作为解决争议的核心环节，既需要遵循法律规范，又需结合农村社会实际，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据体系。

权属证明的核心地位

土地权属证书是解决争议的基石。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合同生效即设立，而登记机构发放的权属证书具有公示效力。实践中，宅基地使用证、建房审批文件等书面材料，能够直接证明权利人对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例如福建省处理办法明确，土地登记档案、原始承包合同等文件可作为确权依据。

对于未办理权证的情形，需构建复合证据链。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判例（最高法行申1095号）表明，村组出具的同意使用证明、地上建筑物出资凭证等辅助证据，结合历史居住事实，同样具有证明力。此时需注意证据的连续性，如持续缴纳农业税记录、水电费单据等，形成时间维度上的使用证据。

历史使用与相邻关系

长期稳定的实际占有状态构成重要举证要素。《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二条明确，连续使用满二十年且无权利主张的土地，可推定归现使用者。河南郑州某案例中，当事人通过提供三十年耕种记录、土地改良投入凭证，成功确权争议地块。

相邻权人证言在确权中具有特殊价值。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需组织相邻地块农户现场指认界限并签字确认。河北某县案例显示，五名村民关于地界树木种植位置的证言，成为推翻错误确权决定的关键。但需注意证人需与争议双方无利害关系，否则证言效力可能受限。

行政处理与法律程序

行政调解文书具有证据转化功能。福建处理办法规定，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可作为确权依据。但需注意2018年最高法判例（行申6790号）指出的程序要求：行政处理前必须完成地籍调查、四至确认等法定步骤，缺失程序的行政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诉讼阶段的举证策略需分层实施。首先提交基础权属证明，其次针对对方证据进行质证，最后补充新发现的辅助证据。江苏某案例中，原告通过申请法院调取1982年土地普查原始图斑，成功推翻被告持有的后期权证。同时要注意《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举证期限规定，逾期提交证据可能导致失权。

法律原则与举证责任

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存在特殊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这意味着在涉及行政确权诉讼中，需提供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全部证据材料。

诚信原则贯穿举证全过程。河北高院2020年判例明确指出，故意损毁界桩、篡改土地台账等行为，不仅导致证据失效，还可能触犯《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当事人应当善用公证保全、三维测绘等现代技术手段，确保证据的客观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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