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林权证权属不清如何确认历史遗留归属

---

---

山林权属不清是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难题，其根源在于我国土地制度历经多次变革，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差异、权属凭证缺失或冲突、管理事实复杂交织，导致权属争议频发。尤其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如何科学确认历史遗留归属，既需尊重历史脉络，又需兼顾现实管理，更需平衡法律规范与地方实践，成为推进山林资源确权、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一、历史凭证的效力与审查

历史权属凭证是确权的核心依据。我国山林权属历经土地改革、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阶段，不同时期的权属凭证具有差异化的法律效力。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县级以上颁发的林权证是直接确权依据；若未取得林权证，则需追溯至土地改革时期的土地证、合作化时期的清册等。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行申7027号案中明确，土地改革前的权属凭证不得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因其行政建制与现行管理体系不符，需以“四固定”后形成的权属材料为基础。

凭证审查需注意动态平衡。最高法院法官会议指出，权属凭证的证明力并非绝对，需结合四至范围、发证程序等综合判断。例如，（2019）最高法行再285号案中，《山界林权证》因未经四邻指界且与管理事实冲突，被认定不能单独作为确权依据。这要求确权机关在审查历史凭证时，既要核查形式合法性，也要分析其与实地状况的关联性，避免机械适用。

二、长期管理事实的优先地位

当权属凭证存在瑕疵或冲突时，长期经营管理事实成为重要确权标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35条规定，连续管理使用争议地满二十年的集体可主张所有权。例如，（2020）最高法行再466号案中，法院直接将争议地确权给连续使用二十年的现使用者，认为“尊重管理现状是化解纠纷的务实选择”。这一规则体现了“事实先占”的法理，旨在维护资源利用的稳定性。

但管理事实的认定需严格限制时间范围。最高法院强调，管理事实应限于争议发生前，纠纷后的抢占行为不具有证明效力。当权属凭证明确时，管理事实不得推翻既有权利。如（2017）最高法行申7515号案中，尽管现使用者已开发争议地，但因原集体持有“四固定”时期的权属凭证，法院仍维持原权属。这显示司法实践在“凭证优先”与“事实补充”间建立了层级化判断标准。

三、协议与调解的补充作用

当事人协议是确权的重要辅助证据。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合法协议可作为确权依据。例如，（2019）最高法行申3183号案中，1985年土地权属协议优先于1981年林权证，因协议反映权属转移合意。这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在确权中的适用，尤其在权属凭证存在历史断层时，协议能有效填补证据链缺口。

行政调解与司法裁判构成双重保障。地方实践中，黎川县首创“落大宗发小证”工作法，通过划分大宗地块、村民确认边界的方式化解权属模糊问题，该经验已被全国推广。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2019）最高法行再208号案确立“优势证据规则”，要求综合持证情况、管理事实、地方习俗进行裁量，例如将葬有70余座祖坟的山岭确权给长期管理的集体，兼顾历史情感与现实秩序。

四、特殊区域的权属认定规则

特殊地理区域适用专门确权规则。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原则上属国家所有，但土改时已分配且未征收的农民集体用地除外。如（2019）最高法行申3709号案中，村民局部使用事实不改变河道用地的国家所有权属性。水库管理用地亦遵循类似逻辑，料村水库案确立“管理范围划定为国有”原则，体现公共资源保护的优先性。

自留山认定需严格程序约束。《广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要求核查“三定”档案或村民会议决议。在（2018）最高法行申7228号案中，申请人因缺乏县级造册记录及村民决议，自留山主张未被支持。这凸显程序合规在确权中的基石地位，防止口头约定引发的后续纠纷。

山林权属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本质是法律规范、历史事实与现实利益的综合平衡。通过建立“凭证审查—管理事实—协议补充—特殊规则”的四维框架，既能维护法律权威，又能回应基层治理需求。未来研究可侧重两方面：一是数字化技术在历史档案整理与权属图谱构建中的应用，借助GIS系统实现权属凭证的空间化核验；二是地方性规范与国家立法的衔接机制，例如通过司法解释细化“三个有利于原则”的适用情形。唯有持续完善确权规则体系，方能从根本上化解山林权属争议，促进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

上一篇：山林林权证持有者需对违章建筑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下一篇：山林林权证申请过程中遇到争议如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