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保险的偿付能力是否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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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城人寿在保险业务规模快速扩张的偿付能力问题持续引发市场关注。根据2024年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其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93.75%，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59.09%，虽满足监管红线（50%和100%），但显著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人身险公司同期分别为123.8%和190.5%）。这一矛盾现象背后，折射出资本消耗、投资策略与业务结构之间的深层博弈。

监管达标与行业差距

从合规性角度看，长城人寿的偿付能力指标始终处于监管底线之上。根据银《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核心与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需分别不低于50%和100%，且风险评级在B类以上。2023年四季度，长城人寿风险评级为BB类，2024年各季度核心指标均高于80%，符合基本监管要求。

但横向对比行业数据，其偿付能力劣势明显。2024年四季度，头部险企如平安人寿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达145.2%，而长城人寿仅为93.75%。这种差距源于业务扩张速度与资本补充节奏的失衡——其总资产从2020年的500亿元增至2024年的1367亿元，增幅达173%，但注册资本仅从55.32亿元增至62.19亿元，资本增速落后于资产膨胀。

资本补充的“输血困境”

频繁增资成为长城人寿维持偿付能力的主要手段。自2005年成立以来，公司已完成10次增资，最近两年尤为密集：2023年底增资10.93亿元，2024年12月再增资6.2亿元。这种“补血”频率在业内罕见，反映出内生资本生成能力薄弱。2024年净利润仅1.69亿元，不足以覆盖20亿元存量债券每年1.04亿元的利息支出，更遑论支撑业务扩张的资本需求。

资本消耗的核心症结在于投资策略。2024年举牌7家上市公司耗资超30亿元，但投资收益率仅4.33%，远低于头部险企近10%的水平。激进权益投资虽意图提升收益，却导致风险资产占比过高。据测算，其股票投资占最低资本的比例达5.47%，显著消耗偿付能力。

负债端的结构性风险

产品结构转型加剧了资本压力。2019年前依赖高现价产品策略，2024年分红险业务净现金流流出30.18亿元，万能险流出5.74亿元。虽然传统寿险占比提升至60%，但存量高利率保单仍在吞噬利润。以长城金钥匙年金保险B款为例，2024年三季度退保规模达14.52亿元，直接导致责任准备金计提压力攀升。

利率风险敞口尤为突出。受750日国债收益率曲线下行影响，2024年四季度准备金多计提约3.2亿元，单季因此亏损3.67亿元。这种利率敏感性使得偿付能力随资本市场波动剧烈，2023年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从91.27%骤降至75.66%，暴露出资产负债久期错配问题。

监管升级下的生存挑战

偿二代二期规则实施后，长城人寿面临更严峻考验。新规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更高的最低资本，其举牌的多家上市公司股权均需按权益法计量，进一步消耗偿付能力。东吴证券研究显示，这类投资的风险因子较旧规提升20%-30%，直接导致2024年增资后偿付能力提升幅度不足4个百分点。

行业竞争格局加速分化。2025年一季度，头部险企通过发行永续债、资本补充债等方式获取低成本资金，而长城人寿仍依赖股东增资。这种差异使其资本成本高出行业均值1.5个百分点，在低利率环境下形成恶性循环。正如南开大学田利辉指出：“中小险企若无法突破资本补充瓶颈，可能在偿付能力竞赛中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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