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去世后唐朝的政局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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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五载（756年），长安城外的马嵬驿见证了唐玄宗李隆基人生最惨痛的转折。这位缔造开元盛世的帝王，在安史叛军铁蹄声中仓皇西逃，最终在成都颁布《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将皇权移交给肃宗李亨。762年五月初三，78岁的玄宗在孤独中离世，彼时的长安虽已收复，但帝国的根基早已动摇。这场权力的交接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更揭开了中晚唐百年动荡的序幕——宦官弄权、藩镇割据、财政崩坏等痼疾如同溃堤之蚁，将盛唐的余晖一寸寸吞噬。

权力中枢的崩塌与重构

玄宗晚年推行的节度使制度，在安史之乱后彻底失控。至德元年（756年）七月十二日，太子李亨未经玄宗许可在灵武称帝，这场提前的权力更迭打破了传统禅让秩序。肃宗虽尊玄宗为太上皇，却通过「削夺禁军」「迁居兴庆宫」等手段架空其权力，连玄宗最信任的高力士、陈玄礼等人亦遭流放。这种父子相疑的阴影延续到代宗时期，当宦官李辅国率禁军夜闯宫禁，将代宗生母沈皇后秘密处决时，中央权威已然沦为权谋游戏的。

权力的真空催生了新的政治生态。原本作为皇帝私臣的宦官，因掌控神策军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势。鱼朝恩在广德元年（763年）公然凌辱宰相元载，程元振更是在宝应元年（762年）矫诏废立皇帝。史载「宦官之盛自此始」，至德宗时期，枢密使制度的确立使得宦官深度介入中枢决策，形成「北司」与宰相「南衙」分庭抗礼的畸形格局。

军事体系的裂变与失控

河朔三镇的割据犹如插在帝国心脏的利刃。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在广德二年（764年）「自署官吏，赋税不入朝廷」，成德李宝臣更将辖区变为世袭领地。这些藩镇通过「养子制度」培育牙兵集团，如魏博牙军「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形成独立于中央的军事贵族。建中四年（783年）的泾原兵变中，哗变士兵竟能拥立朱泚为帝，暴露了中央对军队控制力的彻底丧失。

面对失控的军事机器，唐朝尝试过「以藩制藩」的策略。贞元三年（787年），德宗采纳李泌建议，利用朔方军牵制吐蕃，同时扶持昭义军制衡河朔。但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反而加速了地方武装的私有化。会昌年间（841-846），武宗虽短暂压制泽潞镇，却未能改变「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恶性循环。至黄巢起义时，沙陀、党项等异族武装的介入，最终将帝国推入五代十国的乱局。

经济命脉的瓦解与转型

安史之乱造成的经济创伤远超战争本身。天宝十四载（755年）全国户籍人口5291万，到广德二年（764年)骤减至1692万，河北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崩溃迫使朝廷推行两税法，但「量出制入」的原则加剧了地方截留。建中元年（780年）实施两税时，中央岁入仅1200万贯，不及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一，而藩镇控制的河北地区却囤积着全国六成以上的铜钱。

盐铁专卖成为维系帝国运转的救命稻草。第五琦创立的榷盐法在广德年间贡献了六成财政收入，刘晏改革漕运后，「岁运米四十万斛入关」暂时缓解了关中粮荒。但这种饮鸩止渴的财政政策埋下更大隐患，当王仙芝、黄巢等私盐贩子揭竿而起时，帝国最后的经济防线也随之崩塌。

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组

士族门阀的衰落与庶族地主的崛起重塑了社会阶层。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开元格」本欲抑制豪强，却因藩镇割据催生了新的军事贵族。河北地区「胡化」现象日益显著，安禄山旧部与当地豪强联姻，形成「尚武轻儒」的地域文化。这种变化在文学作品中有深刻投射，杜甫的「三吏三别」记录着流民血泪，而白居易的《秦中吟》则揭露了「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残酷现实。

科举制度在乱世中异化为党争工具。牛李党争从宪宗朝延续到宣宗时期，进士集团与世族集团的对抗消耗了最后的中枢活力。当甘露之变（835年）中宦官集团屠杀朝官时，南衙北司的对立已演变为赤裸裸的暴力冲突，士大夫阶层彻底失去制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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