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毛老太为何被警方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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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南京禄口机场疫情暴发后，一名64岁的南京市民毛某宁擅自突破封控区域，跨越城市边界进入扬州。这位被称为“毛老太”的退休人员，在随后的一周内频繁出入室、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最终导致扬州市确诊70例感染者，169名密切接触者和570名次密接者被隔离。这场被称为“一人毁一城”的公共卫生事件，引发了全国对疫情防控法律责任的深刻讨论。

突破封控的违法行为

2021年7月20日南京禄口机场疫情暴发后，江宁区禄口街道迅速被划定为封控区。毛某宁所在的居住小区当晚即通过社区喇叭和电话通知居民参与核酸检测，但其以“不可能感染”为由拒绝配合。次日清晨，她借助尚未升级的苏康码系统漏洞，搭乘公交车前往客运站，通过测温登记后登上开往扬州的大巴。

抵达扬州后，车站工作人员发现其行程涉及风险区域，专门要求签署《承诺书》明确“中高风险地区人员需向社区报备”。但毛某宁不仅未向当地社区报告南京旅居史，反而在当天下午就进入某室娱乐三小时，全程未佩戴口罩。此后六天，她持续流连于多个室、菜市场等场所，甚至在出现发热症状后仍拒绝停止社交活动。

疫情防控的主观过错

在南京风险等级提升过程中，毛某宁表现出明显的主观逃避倾向。7月24日其丈夫明确告知南京住所已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但她仍未向扬州社区申报，反而继续出入公共场所。更严重的是，当扬州防疫指挥部发布通告要求南京旅居史人员主动报告时，她选择隐瞒真实行程轨迹。

就诊环节的欺骗行为进一步暴露其主观恶性。7月27日出现高热症状后，毛某宁先是试图在社区卫生站隐瞒身份就诊，被拒后转往友好医院时，向接诊医生谎称“一个月前就已来扬”。面对警方电话核查，她多次挂断拒接，直至被控制后仍拒绝如实陈述活动轨迹，拖延至9月13日第四次讯问才完整交代。

法律定性的争议焦点

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而非公众热议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源于司法解释的明确区分。根据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后者适用于确诊或疑似病人故意传播病毒的情形，而毛某宁在扬活动期间尚未确诊，其行为属于拒绝执行防疫措施。

刑法第330条的核心在于“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传播危险”。虽然新冠肺炎属乙类传染病，但国家卫健委2020年1号公告明确其适用甲类防控措施。毛某宁造成70人确诊的后果，符合该罪“后果特别严重”的加重情节，面临三至七年有期徒刑。

社会危害的量化评估

扬州市为控制疫情付出的代价具象化为三组数据：友好医院封闭导致的医疗资源挤占，1368名密接者产生的隔离成本，以及主城区长达月余的封控经济损失。其中室成为超级传播点，仅秋南苑室就衍生53例确诊，暴露出老年人聚集场所的防疫漏洞。

案件还引发对基层防控体系的反思。社区在21日接获排查通知后，虽组织40余名工作人员进行三轮排查，但依赖口头询问和健康码查验的方式，未能发现刻意隐瞒的毛某宁。这反映出常态化防控中身份核验机制的脆弱性。

司法程序的特殊考量

案件办理过程中出现强制措施的三次变更：从2021年8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到2022年2月转为刑事拘留，最终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这种变化既考虑到嫌疑人确诊后的治疗需要，也体现刑事强制措施与疫情防控的衔接。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模式具有典型意义。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在立案次日即成立省市县三级联动办案组，重点固定其活动轨迹电子证据，同时推动出台室防疫管理规定。这种“办案+治理”的复合模式，成为涉疫案件办理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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